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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德曼调停德国的对日态度
陶德曼调停期间，德国对日态度主要体现在拒绝配合日本的不合理要求，并坚守自身立场。具体来说：拒绝配合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德国外交部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提出了明确立场，认为日本试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这种行为被视作不合作。
德国外交部对日本的对华政策提出明确立场，通过狄克逊向日本政府传达信息，指出日本试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寻找借口，这种行为被视作不合作。
德国外交部要求狄克逊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图利用反共产国际协定来为其进犯中国找一个体面的借口是不合作的。德国认为“日本（对中国的）进犯违背反共产国际协定精神，妨碍中国稳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蔓延，并最终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同时表示拒绝终止对华军火输出，拒绝召回在华军事顾问。
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的形势在1937年10月左右已经明朗化。具体形势如下：德国立场转变：德国在1937年10月初表达了希望中日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和平的愿望，这反映了德国内部对于中日战争态势的关注和担忧。日本寻求调停：日本方面，为了抵制即将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和维护自身战略意图，开始寻求德国的介入调停。
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内，蒋介石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但日方态度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
德国为什么打不过日本
1、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距离本土越远，战力损耗也就越大（后勤困难、兵力投送规模和速度，异国气候和环境），德国跑到亚洲与在家门口附近的日本作战哪有什么胜算。打仗不是简单的打，特别工业化时代的部队，火力和油料、弹药，必须保证充足的后勤（弹药，油料），而且还要有预备队人员的补充。
2、德国和日本在二战期间之所以最终输给了对方，是因为他们在战略、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首先，德国和日本在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德国在战争初期采取了闪电战的战术，即快速占领大片领土，并利用其强大的工业和军事力量进行快速扩张。
3、战线方面 德国的战线太长了，基本上全欧洲、加上北非、苏联都是德国的对手，这极大地分散了德国的实力。相比较而言，日本在远东战场上，虽然侵略的对手也很多，但是由于远东国家普遍实力比较弱，对日本能构成威胁的几乎没有，只有中国战场在能勉强牵制。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认识问题上有哪些不同
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战争认识问题上存在显著不同，德国反省较为彻底，日本则不彻底且存在军国主义残余思想。德国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德国对侵略战争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反省，深刻认识到战争罪行并主动承担责任。1951年，西德总理阿登纳指出“纳粹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了滔天罪行”，这是德国官方首次明确承认纳粹罪行。
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战胜国对日本和对德国改造的不同导致了目前两国对历史认识的不同。德国是被盟国彻底打败并被肢解后由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四国分别占领和统治的，德国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全部被摧毁。
首先，历史认知的差异。德国在战后深刻认识到了纳粹大屠杀的罪行，这一历史事件对德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使德国对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反思。相比之下，日本在战后对战争责任的理解相对模糊，难以形成统一的“战争责任”界定。这种历史认知上的差异，导致了日本在战后反思上的不够深刻。
其次，宗教信仰的不同也是一个因素。日本的宗教体系复杂，信仰多样化，导致日本人在宗教信仰上缺乏纯粹性。日本的宗教观念使得一些人认为侵略者无需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甚至将其视为英雄。
德国清晰：德国因其明确的历史罪行和冷战前线的地位，对现代性的批判更加清晰具体。日本模糊：日本作为一个不完全认同“西方”的国家，对现代性的批判显得模糊，常常认为与自己无关。这种思想上的模糊性既为日本带来了某些灵活性，也限制了深刻的历史反思。
以后国家发展的目标思路不同。德国基本上是和平发展和依靠自己力量发展，这一思路目前得到社会认可，是社会主流认知。但日本因缺乏自信，资源贫乏等原因，右翼势力有很大市场。社会上对扩张发展、依靠美国力量发展，以及幻想称霸的思想还有非常大的市场。另外，对自身种族优越感的认识也有很大市场。
